将军的葬礼非常俭朴，不吹号，也没有乐队奏哀乐，教堂举行弥撒时，没有讲话。棺木由一辆战车运到教堂前，然后由科隆贝教堂村青年抬往墓穴。而棺木的价格则是350法郎(当时约合63美元)。谁也想象不到，戴高乐将军之薄葬，竟然俭朴到了如此地步。戴高乐将军的墓是以石头砌的，高出地面不到半尺。墓呈长方形，中间有一道浅浅的分线，分线左侧的石面写着：“安妮·戴高乐，1928—1948”(即戴高乐将军的长女)。右侧的石面上写着“夏尔·戴高乐，1890—1970”。墓首有一个以同样的石头琢成的十字架。

    父女二人的遗体，在这教堂的坟场上，仅占一席之地，而且是在一个很不显眼的角落里。

    但是，法国人民却深深地铭记着戴高乐将军对法兰西民族的卓越贡献和丰功伟绩。就在科龙贝教堂为戴高乐将军举行葬礼的同时，巴黎有50多万群众冒着凄凄秋雨，自发涌上街头，在雄壮的《马赛曲》乐声中，迈着沉重凄怆的步伐，汇集到爱丽舍田园大街近旁的凯旋门广场，对戴高乐将军表示深切的哀悼。

    戴高乐将军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创始人。他最后一次参加公民投票后，就不再当总统了，退居科龙贝教堂，一直到逝世。政府按规定对退职总统提供的费用，他分文不要，政府给他的宅邸，他拒绝迁居；他靠自己的稿费度日，为了纪念早夭的女儿，他把自己大部分的钱捐作儿童保健基金。他逝世后，戴高乐夫人住进天主教基金会办的养老院，不要政府津贴，不要儿女供养，不与外界往来，直到去世。

    戴高乐将军有一句名言“每当历史最恶劣的时候，我的义务就是把法国的责任担当起来。”他的一生，委实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他是一个不恋权、能上能下的人；是一个严格按照国家宪法办事的人；是一个把自己放在和人民平等地位的人。

    倘若以戴高乐将军的薄葬和极为普通的墓地作参照系，那么反观诸如苏联、保加利亚、捷克、蒙古、越南、朝鲜等国家，办理第一代领袖后事的风格、规模和价值取向却与之大相径庭。几乎都保存遗体，葬礼规模之宏大，陵墓之豪华，是戴高乐将军的薄葬望尘莫及的，也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如原苏联，为保存列宁遗体，动用了大量科学家，耗费了惊人的财政支出，现在据说只剩下一个头颅。再如，在中国，毛泽东虽然本人生前签字同意火化，但他逝世后，却在天安门广场上修了一座纪念堂保存他的遗体，供人们瞻仰。

    由此，笔者不禁联想到，为什么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都喜欢保存自己领袖死后的肉体， 让其“永垂不朽”呢？其实万物之中，有生就有死，“人之死，犹火之灭也。”人的生命火花一旦熄灭，其肉身就变为躯壳，无人能例外。然而，对于躯壳处理的价值取向和种种方式，却能令人联想到躯壳以外的许多东西，并洞见种种精神和意义。戴高乐将军来得光明，去得清白，丰功伟绩，皎皎晚节，生不特权，死不特殊。这不仅是法兰西的自豪，也是人类的骄傲。他俭朴的薄葬和极为普通的墓地，是人类进步和文明的真实写照。